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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历史“红色印迹”征文活动文章选登二
[字号: ] 2012-12-10    阅读次数:3050

 

对“抗日小学”的回忆

靖玉树

 

    1938年,日本鬼子占领临沂的时候我还不到5岁。我的家在当时的沭水县青云区柳庄村。我们的村子是“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”的边沿,村西离鬼子据点只有两公里。由于鬼子常来扫荡,村里无法办学,八路军有在磨石沟(在我们村东一公里多)办的“抗日小学”。1942年我便在该校报了名。那时上学的条件,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永远也无法想像的。所以值得一写。

    首先是学校没有房子。有一家住户因躲鬼子到外地去了。我们在他家上课,不到一个月,住户又回来了。我们就搬到一个要饭的家里。上了两个月的课,要饭的又回来了。我们就搬到一个叫“陈墜子”的大土匪头子家里。因为那时土匪是很怕八路的,在他家竟上了一年多课。

    其次是没有桌椅。用石块支起的门板当桌子,但也有几个长短不齐的小桌。正上着课,门板塌了。赶快在门板底下向外拉同学。黑板是在墙上泥了长方形,用锅门烟子染的,学生写字的石板是每个人从家里找来的破盆底。石笔是在石头塘里拾来的面石。

    此外就是教材艰难。我刚到校,应念第一册,但无此册,却有一本第二册给了我。第二册只念了一半,来了第三册,我就抛下第二册,掺进第三册的组。但第三册只有两本,其中有一本是老师的教本。所以同学们只得一本,大家你抄完了我抄。第三册念了不到一半,说来了第四册,来的很多。两个人可以摊一本。我和陈叔明两人一个小桌,把教材放在中间,他往那拉,我往这拉,光起矛盾。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,用绳子量出桌子的中线,用刀刻上沟,将书脊对准沟。不久就来了第六册,这回我太高兴了,因为每人都能得到一本。可惜是用粗火纸油印的。领到课本后,用鼻子凑上书页,闻到那油墨味,简直是一阵阵清香。谢天谢地,我可有一本完全属于我的书了。夜晚在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前,一晚上就学会了10课,那是一种十分幸福的享受。

    我们全校只有46个同学,却是分布在不同的年级。分别称为:甲组、乙组、丙组、丁组。每个组有三种课,即:算术、国语、常识。4个组共有12种课。大家都坐在同一个课堂里,由全校唯一的一名教师上课,这叫“复式教学法”或者说是“单级学校,复式编制”。总而言之是单式学校。往往正上着课,外边喊:“来了汉奸扫荡了。”大家一齐争先恐后的跑,各奔各的方向。等平静了之后,学生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回来。

    别看这学校条件差,大家学的热火朝天。有时一个多月没有课本,老师就编“补充课”,写在黑板上,大家抄。抗日的歌曲学了几十个,还排演节目,逢集的时候,我们打着小旗上街做抗日宣传,查“法币”(中央票)。有一次我查扣了我二叔的法币,二叔看到我带的小同学都拿着小旗。缓缓的把法币交出。(但那是要用北海票兑给他的)。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,我们都干。

    有时候,考试成绩好了,老师还发奖品,有一次我得了一只铅笔,这是最高奖,我激动的要流出眼泪。当然奖品是老师个人掏钱买的。

    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“我的志愿”,我就写“我长大了就去打日本鬼子”,但又一想,到我长大了,鬼子早就被八路叔叔打光了,还打什么?于是接着说:“当然到我长大后就没有日本鬼子打了,那我们就打别的鬼子”。老师在本子上批了个“信口胡说”。那一次作文,我没得奖。

    在我们的同学中,还有两个特殊的同学。一个叫杨学礼,他八岁时已经当了八路。1942年“精兵减政”时,他被减下来了,当时才11岁。因为他有三年的“抗龄”,有点骄傲。他学习赶不上我,但我也佩服他,因他会唱很多军歌,还学会马叫,叫得非常逼真。部队照常发军衣和餐票给他。据说,他是“抗生”。另一个叫诸葛顺,他是抗属,因他哥哥是八路。他是从鬼子占领的临沂城跑去的。

    就这样,我们的“抗日小学”维持了将近两年,到了1944年,忽然上级来了通知,调我们唯一的老师上前线打鬼子。老师走了怎么办。上级说:改为“庄户学”。什么叫“庄户学”,就是同学们全部回家,一面打庄户,一面学习。由谁来教?上级说了:“识两个字的教识一个字的,识一个字的教不识字的。”我把小板头一拿,就回家了。

    我回到我们的柳庄,我在想“我上了两年学,岂但识两个字,其实识的还多,我这不是可以当教师了吗”。我走门串户动员学生,不几天我们的“抗日小学”或者叫“庄户学”就办成了。我这个11岁的孩子就当教师了。虽然开学的第一天只有18个学生,但不久就到两个班,我把男生与女生分到两个课堂里。也施行起“复式教学”来。学生中大小不一,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,学习起来却比小同学笨的多。夏天在屋里上课,大家说热得受不了,要求到校外10多米高的沙滩上,找棵大树的树底下上课,我同意了。大家抬着黑板挂到大树的干楂上。挂得太高,我捞不着。一个大龄同学抱着我做板书。我说:“黑板要掉”。那同学赶快把我放在地上,可巧黑板正砍在我脚上,皮也破了,血流不止。这时我这冒充老师的小孩,再也掩盖不住怯懦的娇气,眼泪就像打枣一样落下来了。同学们围上来,一面喊老师,一面哄我……这时我很惭愧,这是我第一次上“失败课”。亲爱的读者们,您能谅解这个11岁办学、11岁当教师的孩子吗?你们别认为我教学是想挣工资的。那时教学是“义务制”,待遇是“为人民服务最光荣”。我们的学校办得其实很热火。还规定了校歌。我至今能从头唱到底。

    在全区“四、四”儿童节大会上,我被选为青云区儿童团团长。我们区有22个行政村,处在抗日的前线。

    此后,村里分出青年识字班、妇女识字班、老年夜校。反正都是我教,青年中又分出一些是民兵。讲课时有来有不来,总难到齐。但几个经常到的人文化水平提高的都很不错。

    1950年,临沭县(即原来的沭水县)召开“三模大会”,参加会议人员是指“办学模范”、“教学模范”、“学习模范”。在这次大会上,我荣获“教学模范二等奖”。

    这些事情,现在讲起来像笑话,但我心里至今还热爱过去的那段童年生活。

 

    附:我们的“抗日小学校歌”:

    我们在斗争中生,我们在斗争中长。我们是大众的子弟,集合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,受着科学的教育,准备做新中国的栋梁。民主作风巩固了自觉纪律,自由思想发挥了创造力量。我们在一面学习,一面抗战,街头田地都是我们的课堂。在斗争最艰苦的年头,我们的歌声永远那样了……。同学们,同学们,抗战一定胜利,中华儿童一定解放……

 

    作者简介:靖玉树,男,80岁,临沂职业学院离休干部,高级讲师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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